IT这一代 远离过劳死

一年半的时间里，两上八宝山。

送走的第一位好友，是某著名互联网公司女性频道的主编，突发脑溢血，去世时年仅37岁。新近送走的是《健康与美容》杂志的主编孟玲和，48岁，开会时突发脑溢血，去世前几天曾小亮还曾与其彻夜长聊。

前一阵百度员工过劳死时间闹得人心惶惶。
    首都医科大学心血管疾病研究所所长杨新春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根据推算，目前中国每年大约有60万人发生猝死，而且猝死者正日趋年轻化，劳累、生活不规律、开夜车、高度紧张往往是猝死的诱因。

从八宝山回来的路上，曾小亮一个人沿着长安街走了好久。这位酒尚出版人助理、情感职场专栏作家、总是为别人调制“心灵鸡汤”的人，在那一刻，竟然抑制不住心生强烈的幻灭感。

他忽然间觉得，金钱、地位、名利都不再那么重要，生命、健康与爱，这些我们人生中更具有本源意义，但是长久被忽视的东西，慢慢清晰地浮现出来。

这是“压力山大”的一代人。严重透支身体，恨不能每周7*24小时地工作，在跻身上层、功成名就的路上狂奔。他们的不安全感、焦虑感从某种程度上远远超过了父辈。

当秩序被打破时，总会有人为此付出代价。这一代人身上深深烙上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代际变迁的印记。

35岁老了？

提前来临的焦虑、无措、迷茫

大约三年前，刘峰和腾讯的HR有次聊天，让他印象深刻的是腾讯的“特色”之一“很年轻”。

近十年里，国内一些新晋大公司的出现，像百度、腾讯、阿里巴巴等互联网巨头的崛起，带动了一个大产业，使很多年轻人年纪轻轻就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

而且，互联网等新产业的勃兴，正加速着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和优胜劣汰，也正拉低着职场人群的平均年龄。

互联网领域里“年轻化”的公司正日益多起来。比如中国第一家女性团购网站“聚美优品”，三个联合创始人都是80后，一些中层管理者甚至是1989年生人，今年29岁的CEO陈欧一直有个想法，在自己30岁以前把聚美优品做上市。他甚至坦言，在事业快速发展的这几年，他暂时不会因为结婚这类“家事”把自己限制住。

35岁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职场“生死线”，对许多IT人来说，35岁甚至意味着技术生涯的结束。

对于那些最早一批进入外资企业“吃螃蟹”的人来说，现在已近人到中年，更是处境尴尬。

另一方面，不少人由于产业大环境的变化，“金饭碗”的含金量正在加速褪去。

科锐国际早期的客户源100%都是外资企业；公司成立五六年时，2000年左右，科锐国际开始与包括华为、李宁等在内的本土企业有初步接触；到2004年、2005年时，公司明确将发展内资企业客户作为重点，彼时内资企业所占科锐国际客户源的比例还很低；从2008年、2009年以后，内资企业的业务能占到科锐国际总业务的百分之二三十。“在高科技、互联网这些行业，外资客户与内资客户的比重甚至是四六开。”

这是“压力山大”的一代人。严重透支身体，恨不能每周7x24小时地工作，在跻身上层、功成名就的路上狂奔。他们的不安全感、焦虑感从某种程度上远远超过了父辈。

未来生活的参数一概未知，这种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加重了“茫一代”的焦虑。

退休或重返职场？

参数未知的将来

“退休”，对当下这个人群来说，几乎是一种奢望。

李强是一家私企的老板，早年做生意赚了几百万后觉得足够将来生活了，便结束了生意，开始安享生活。可是不到十年，他发现生活的发展完全脱离了他预设的轨道。“十年前几百万足够一个人安安稳稳过完一辈子，可是我没有想到这几年房价、物价会涨成这样，现在几百万还算个啥。”“安享”计划泡汤的李强不得不重整旗鼓，再次创业。

对于至少还有些“家底儿”的李强等人来说未来虽然艰难，但还不至于毫无保障，对于更多的中年职场工作者而言未来生活的参数一概未知，这种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更加重了这一群体的焦虑。到底有多少资产未来才可以安枕无忧？没人可以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

“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国家对中层人群，其实没有好的政策来扶植他们。”刘峰感慨，中层的赋税很高，高到很吓人的程度，而另一方面，国家给予这一阶层的福利几乎是零。“比如说我每月交那么多钱的税，突然有一天失业了，却发现我什么都没有，真的是什么都没有。”

长期以来，对于中国是否应该采用终身雇佣制的争论一直存在，白益民的看法是一些特定的企业可以尝试这种制度，这对于企业人才的积累、技术的传承以及员工对生活的安全感都将会有很大的帮助。

“被高速”的一代

曾小亮认为，整个社会在追求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同时导致了人性的异化。因为人不可能变成一个经济动物，人有内在的自尊、自我，有对幸福感的追逐，经济并不能满足人们更深的快乐。“很多人在有了基本的物质保证之后，就会发现自己开始寻找新的幸福之道。”

“你会发现人们这种心理状态的变化和经济发展有一脉相承的地方，特别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曾小亮注意到，中年阶层的这种集体性焦虑和迷茫，曾经出现在美国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台湾的九十年代。

在中国，一方面是高速发展的经济环境让管理人才的职业晋升速度超过了心智成熟度的提升，另一方面是中国长期以来的应试教育过分注重分数，而忽视了心灵的成长，此外对经济发展的过度追求，也让这一群体缺乏对生活的整体观。

“升迁官能症”在中层人群中就相当普遍。“或是没有做好准备，或者是能力不够、提拔太快，被提拔上去以后，会发现很多事情自己没有能力驾驭了。”曾小亮认为，因为心智的成熟速度赶不上社会角色的提升速度，很多中层人群在职场角色擢升后就会出现各种问题。“跟同事的关系、家庭的问题，突然就会觉得自己扛不住了。我曾经在专栏中提到过，在这个状态下要学会用一些方法去调试，这就涉及到很多大的课题了。我觉得这跟人才的储备也有关系，经济发展太快，人才储备不够。”